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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表（左）与机械表（右）对比图。

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之前，钟表是人们获取时间的主要手段。与价格高昂的机械表相比，相对平价的石英表满足了普通民众的生活需求，而这一切与日本“石英革命”密不可分，说起来，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

精工舍在瑞士天文台比赛中一举成名

《华盛顿邮报》称，20世纪60年代以前，世界上手表的生产商主要集中在瑞士和美国，瑞士产高档表，美国产中低档表。当时欧美人受“发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规训，所有的产品都是机械表，即便革新，也是围绕着如何加强发条的精密程度而展开。然而无论如何精确，机械表每天20秒的误差也在所难免。

精准是钟表的灵魂，而追求精准也是制表人的匠心所在。在钟表界，有一把“精准度”的评判标尺——瑞士纳沙泰尔天文台比赛。从1866年开始，纳沙泰尔天文台每年都会举行比赛，各个钟表品牌将自己的产品送去参加为期45天的测试，在经过方位和温度的重重考验后，最后按精准度排名，成绩靠前的品牌获得荣誉，相应的，市场销量也会大涨。

瑞士人举办的比赛，瑞士表的成绩自然斐然。但到了1968年，一切都变了，这一年纳沙泰尔天文台突然宣布比赛停办。

原因在第二年才被揭晓。原来比赛其实是正常进行的，但是来自日本的精工舍（Seiko）却在“拼表”中一举拿下当年的第二、第四和第八三个名次。经此一役，瑞士的钟表行家们不得不把警惕的目光投向这个远隔重洋的对手。

日本精工创始人服部金太郎。

1881年开业的服部时计店原本不过是日本一家普通的经营外国手表的商店。1892年，学徒出身的表匠服部金太郎在时计店开设了一座名叫“精工舍”的工厂，开始制造钟表，起初厂内只有15名员工，但是在蒸气革命的推动下，服部靠着不多的人力将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到了1903年，43岁的服部金太郎已被日本新闻界尊称为“日本时计之王”。

石英表掀开瑞士机械表“至暗三十年”

正是这位“日本时计之王”和他的公司推动了世界钟表的革命进程，这一切源于将目光从发条转向石英。

其实服部并非石英钟表的发明人。早在1880年，皮埃尔·居里就发现了石英晶体在电压作用下的振荡频率相当稳定这一“压电效应”。一战期间，压电效应被用于军用超声波通讯。1927年，美国人造出了第一台电子管石英钟，但那是一个庞然大物，并不适用于计时。即使如此，精工舍还是死死地盯牢了石英。

1959年，精工舍依葫芦画瓢，制造了高2.1米、宽1.3米的巨型石英钟；5年以后，他们又将晶体管技术运用进去，将长宽缩小到45厘米；一年之后，再次缩小到20厘米，并第一次参加了纳沙泰尔天文台的比赛。可惜那次精工舍石英钟的成绩并不如意，排到了百名之后。这次失利使得石英钟遭到了瑞士人的轻视，却也无意间让瑞士人错过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在1968年名扬天文台比赛后，1969年12月24日，精工舍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石英手表“阿姆斯特朗”，以纪念当年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登月成功。几乎从这一天起，瑞士手表开始了“至暗三十年”。

和机械手表相比，石英表最大的优势就是精准度。石英表以电池作为能源，由石英晶体提供稳定的脉冲波，误差一般在每月15秒到25秒，精读准几乎是机械表的30倍以上。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精工舍不久就公开了全部专利，在其率领之下，西铁城（Citizen）、卡西欧（Casio）等日本表商大规模量产平价石英表，同时通过产品造型设计和广告，占领了世界表业绝大部分市场。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士手表产量显著下滑，从业人员缩水了近四成，仅1978年一年，瑞士就关闭了172家手表厂。

日本的“石英革命”就这样持续了将近30年。就在形势最为严峻的1983年，一个关键人物——尼古拉斯·海耶克出现了，他做了两件事情挽救了瑞士表业。第一件是设立低端石英表品牌斯沃琪（Swatch）与精工等日本品牌相抗衡，海耶克知道低成本、高科技、且富有艺术美感的石英表已经是大势所趋，他要和日本产品正面抗衡，这一点他做到了。

第二件更为重要，他要扛起瑞士机械表的复兴大旗，于是斥巨资将手表从日用品的定位转向奢侈品。他对不同品牌的手表进行清晰的定位划分，并通过宣传等方式不断巩固产品形象，甚至达到泾渭分明的地步——奢侈品、轻奢品、日用品……海耶克不断建构消费者对手表第二属性——计时之外的、身份和品位的象征。遗憾的是，人们正按照海耶克定义的规则去消费。

这也是钟表行业的一条迷人的“悖论”：精准是廉价的，不那么准确却无伤大雅。今天随着智能产品的创造，手表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石英表的基本功能已经被手机等电子产品代替，或将淹没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而沦为奢侈品的机械表却不断巩固自身的定位，但也离当初设立天文台比赛的初衷越来越远。